我薛之谦被骂，到底冤不冤？
在数天的舆论战中，争议似乎逐渐失去了焦点，偏离了最初的诉求。
“盗摄”的影响，一在观影环境，二在知识版权。
这本就是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，却被混为一谈。
本意是倡导文明观影，却用版权问题指责薛之谦。
最终，射出的箭偏离了靶心，带来排山倒海的舆论逆反。
01
盗摄之罪：不能承受的法律之重
屏摄是否违法？
先上结论：不一定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。发现进行录音录像的，电影院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，并要求其删除；对拒不听从的，有权要求其离场。
录音录像属违法行为，拍照不是。
对电影这种时空艺术商品，静态图片和动态录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
禁止录音录像是为了防止盗版团队的枪版录制，保护电影版权。
在一些律师的司法解释中，认定一些关键画面涉及造型艺术创作，从动态影像截出的静帧，也可作为摄影作品进行版权保护。
但，上述保护有个前提，商业用途是判断侵权与否的核心依据。
薛之谦对《飞驰人生2》的拍照和发博评论，属于《著作权法》第22条所规定的“合理使用”的第二项情形。
（二）为介绍、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，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；
拍照≠录音录像，发朋友圈≠商业牟利。
盗版团队和普通人拍照发圈本身就是两种性质的事件，动辄偷换概念，扣上违法的帽子，是网友不能承受的法律之重。
图/香港影院禁止盗摄宣传手册
有网友认为，香港影院都有对“盗摄”的严格处罚甚至刑拘，大陆正是因为不立法，不作为导致的。
但香港《防止盜用版權條例》前言就写明：“本條例旨在就防止盜用版權而訂定進一步的條文。”
香港高标准制定法案的背景，正是上世纪90年代末，盗版光碟屡禁不止。
而这批香港碟片的主要受众，来自中国内地。
图/刘高明导演纪录片《排骨》
伴随着90年代中国大陆VCD机的普及，盗版光盘大量涌入内地市场。观众再也不用涌入电影院，感受汗味和艺术的双重洗礼。
图/刘高明导演纪录片《排骨》中排骨为影迷选碟
正如戴锦华所说：“盗版资源喂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品位。”
知识产权保护是一种法律视角，而人类文化和价值传播共享是另一种视角。
图/刘高明导演纪录片《排骨》中排骨谈版权问题
余华曾公开表示：“我从不与盗版抗争，中国就是有很大的贫困群体，他们也想读书（或者看电影），经济有限的情况下，就会选择盗版书（或枪版电影）。贫困的问题不解决，我的书就应该被盗版。”
视频/余华谈盗版现场采访
余华不是支持盗版，而是理解他人的苦难。
比起对观众的道德苛责，打击那些专业盗版团队，才是真正要做的事。
02
沉默的片方：版权与营销的权衡
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，似乎最应该发声的人没有站出来。
网友摇旗呐喊，片方却集体沉默。
倒是电影即将下档的导演董润年公开表态，反对屏摄。
图/《年会不能停》导演董润年微博
诚然，如果了解电影市场运作，版权方的态度往往深受市场和票房影响。
沉默和呼喊背后，可以窥见片方在版权和营销中的权衡博弈。
片方什么时候需要版权保护？
从类型来看，诸如悬疑片、怀旧性质的电影，都会明确在宣发提到拒绝盗摄。譬如像《唐探3》的“Q先生是谁”，还有《灌篮高手》的“怀旧名场面”，都是属于泄露出去降低观众观影欲望的负面因素。
当然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，电影还在院线上映时盗版满天飞。
但现在一系列的电影防盗举措：严格的密钥拷贝流程，数字防伪水印等，其实有力保障了电影版权，大规模盗窃成为历史。
市面上更多的流通的，是那种一般人不愿去看的声音模糊、画质粗糙的枪版电影。而枪版电影的受众，正是那些经济紧张的普通人。
另外，现实中大多数人生活忙碌，无缘进入影院消遣，时间和金钱对于他们同样奢侈。他们不会刻意去翻看电影排期，因此社交媒体就愈发成为营销主阵地。
片方怕盗版，更怕电影没人看。
因此，片方积极在电影里埋设噱头，努力吆喝，为的就是引发观众兴趣或好奇，继而走入影院。而那些被电影感动而自觉转发推广的“自来水”们，片方求之不得。
图/朋友圈流传的《我不是药神》屏摄图
朋友圈曾经流行过两张屏摄：一个是《药神》里的“我不想死，我想活着”；另一个是《战狼2》里吴京站在坦克上，用手臂升起国旗。这无疑给电影带来强劲的破圈营销，助长了票房奇迹。
观众所批评的“盗摄”，对片方而言，不过是版权保护和破圈营销的利弊权衡。
需要版权保护时，他们呼喊；需要破圈营销时，他们沉默。
03
“电影圈何以高贵”：激进电影纯洁运动
屏摄不一定违法，但却并不符合观影礼仪。包括小孩踢凳子、开闪光灯或点亮屏幕、不停说话、剧透等都属于影响他人的行为。
但问题在于，比起“不要随地吐痰”这种人尽皆知的道德标准，屏摄道德仍存较大争议，很难达成共识。
愤怒的影迷们苦影院环境久矣，面对不守规矩者却始终束手无策。最终，他们在自媒体煽动下，发起了一场激进的电影纯洁运动。
此次运动的目的，正是将屏摄者驱逐出影院，以期获得“纯洁电影”和消费道德满足。特别是那篇《我依旧坚决反对电影屏摄》，作者通过“我反对”，牢牢占据道德话语，构建出一种对立的道德焦虑。如果我不反对，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。如果我坚决反对，“你”就变成了我，回到了正义的主体位置。
是否存在一种完全纯洁的电影？
在资本消费-再生产逻辑中，除非导演永远把作品封存在本地硬盘，否则，观影的打卡仪式早已与观众无法分割——即通过商品分享来完成欲望表达和品味展示。
如果你生活在大城市，那些在朋友圈分享拍照的，大概率是你的小学同学，老家亲戚，还有自己的父母。他们没有接受过观影礼仪教育，看电影也不像影迷那般艺术虔诚，而是带着“到此一游”和情绪放松的性质。特别是在当今电影票价愈发高昂的情况下，不拍照就意味着无法作为社交货币增值。
由此，在发达和欠发达地区，在不同圈层和群体间，观影规则很难达成统一的意见，文明之路任重而道远。
但人不能因为身在大城市，就向“小县城”开炮。
开放交流而不是谩骂嘲讽，才是形成共识的前提条件。
令人遗憾的是，舆论领袖们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影迷和普通观众的矛盾。
对屏摄问题的正常表达是：这是坏习惯，影响别人，大家最好别这样；某些影视“咪蒙”的逻辑是：屏摄的是流氓，把这帮人清理出去。中国电影完蛋了，靠我们还能挽救一下。
“道德作为结果、症状、面具、伪善、疾病、误解；但也作为原因，作为药剂、兴奋剂、抑制剂、毒药。”——尼采《论道德的谱系》
当站在道德高地的人不再思考，就可以将火力对准那些“不懂电影礼仪”的乡下人。这就是当下的自媒体输出的激进价值：他满足并助长了粉丝的道德优越，鼓励人们对屏摄者指手画脚，冲到各个评论区充当道德警察。
更重要的是，这离我们当初提倡的文明目标愈发背道而驰，且很大程度败坏了路人缘。电影产业的复兴，不能只靠影迷，需要团结大多数力量。
这里可能有个不合时宜的问题：
为什么一定要抨击屏摄者？
这其实涉及到一个公共秩序和个人自由的问题。
《论自由》 [英] 约翰·穆勒.孟凡礼译.上海三联书店
约翰·穆勒曾在《论自由》中探讨了一个公共自由核心问题：“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”，即群体和个人自由的边界。
对此，他提出了重要的伤害原则：
“只有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,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。否则，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，如果别人不喜欢这种行为，可以提出忠告、指教、劝说，但不得进行干涉。”
由此，我们再来分析屏摄这一行为，哪些是直接妨害到他人的，哪些则没有？
或许可以得出：只要屏摄者在拍照纪念时不开启闪光灯，调低屏幕，不影响他人，那么他就不应受到干涉。
04
思考：我们能为当下观影环境做什么
愈是站在道德高地颐指气使，撕裂就会愈发加剧。
而求同存异才是解决问题的前提。与其大声棒喝，不如温和而巧妙地引导。
可以借鉴脱口秀开场主持人的幽默提醒，或是演出剧院的谢幕打卡设置。
相比个人，影院更应当为维护观影环境承担起相应的责任。
以下或许为一些可行的尝试：
1 电影放映前，播放不要屏摄的公益小短片，或是主持人固定进场提醒，甚至形成明文制度规定；
2 效仿剧院设置专门电影“打卡环节”，引导观众在固定时间拍摄；
3 影院应当提供不文明行为发生时的帮助救济渠道；
4 通过设置亲子专场、后排专座来限制观众影响他人；
图/刘高明导演纪录片《排骨》中排骨的理想
大家都卖正版，看正版，这是盗版碟摊主“排骨”的理想，也是笔者之期望。
文/未铭先生 审/钱琪瑶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
